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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的最东端，有个叫珲春的地方。
这里距离日本海，只有短短的十几公里。
但就是这十几公里，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堑，让整个富饶的东北黑土地，成了一个没有出海口的内陆。
清朝乾隆年间，珲春一直到大海，那片广袤的土地，那片拥有天然良港海参崴的土地，那片比今天整个东北三省加起来还要大的土地，都曾是中国的疆域。
从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，到一千一百万平方公里。
一百多年，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消失在地图边缘。
这其中，有的只是名义上的宗藩，有的则是实实在在的故土。
我们失去了很多，也收回了一点。
但有一种失去，像一根针，深深扎进民族记忆的骨髓里，每一次触碰，都带来一阵隐痛。
它不是面积最大的外蒙古，也不是今天依然存在争议的西部边陲。
而是那片，让我们至今只能“望洋兴叹”的，外东北。
01
故事的开头，并不总是屈辱。
有时候，它包裹着一层“平等”与“战略远见”的外衣。
康熙二十八年，公元1689年。
尼布楚，一个位于今天俄罗斯境内的小城。
谈判桌的两边，坐着大清国的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，和沙皇俄国的代表戈洛文。
气氛很紧张。
沙俄的哥萨克骑兵，像一群贪婪的狼，已经骚扰了中国北方边境几十年。
康熙皇帝刚刚平定三藩之乱，稳住了南方，决心要彻底解决北方的威胁。
雅克萨之战，清军两战两捷，打得俄国人没了脾气，这才有了这次谈判。
索额图的底气很足。
他摊开地图，指着贝加尔湖以东的大片区域，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：
“贝加尔湖以东，格尔必齐河以南，额尔古纳河以北，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，这在你们的史书上都有记载。”
戈洛文的脸色很难看。
但他手里，没有能和索额图抗衡的筹码。
然而，最终签订的《尼布楚条约》，却让后世的许多历史学家，感到一丝困惑。
条约规定，以外兴安岭至海、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界，以北的土地，归俄国。
这意味着，贝加尔湖以东，约三十三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被划了出去。
索额图几乎是含着泪，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这是一笔看似吃了“闷亏”的交易。
很多人不理解，明明是战胜国，为何要主动放弃这么大一片土地？
《清圣祖实录》宫廷档案里的记录，或许能揭示康熙皇帝的真实意图。
当时的康熙，面临的头号大敌，不是远在天边的沙皇，而是盘踞在西北的准噶尔汗国。
噶尔丹的野心，像草原上的火，随时可能烧到北京城下。
康熙需要一个稳定的大后方。
他用一片当时看来“人烟稀少”的土地，换取了北方的安宁，以及对外兴安岭以南、库页岛、乌苏里江以东这片“龙兴之地”的绝对控制权。
这是一种典型的，用空间换时间的战略。
四十年后，雍正皇帝，再次和俄国人坐到了谈判桌前。
这一次，签订的是《恰克图条约》。
清朝又放弃了贝加尔湖以南，约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。
雍正的考量，和他的父亲如出一辙。
准噶尔问题，依然没有解决。
蒙古的王公们，也时常与俄国人眉来眼去，让他不得安宁。
他选择再次“妥协”，用土地，来稳住俄国，以便集中精力，处理内部的麻烦。
这两份条约，在当时看来，似乎是“平等”的，甚至是“高明”的。
清朝的皇帝们，自认为地大物博，用一些“不毛之地”，换取核心区域的长治久安，是一笔划算的买卖。
他们不会想到，一百多年后，当世界进入海洋时代，他们亲手放弃的，不仅仅是土地。
更是一个民族，走向深蓝的希望。
02
咸丰十年，公元1860年。
北京城，火光冲天。
英法联军的士兵，正在圆明园里，进行一场人类文明史上，骇人听闻的狂欢。
咸丰皇帝，带着他的后妃和大臣们，仓皇逃往热河。
整个大清国，都沉浸在一种末日般的恐慌之中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“调停人”，出现在了恭亲王奕訢的面前。
他叫尼古拉·伊格纳季耶夫，沙皇俄国驻华公使。
他的脸上，挂着“友善”的微笑，嘴里说着“帮助大清国与英法议和”的漂亮话。
但他的眼睛里，却闪烁着秃鹫看到腐肉时的，那种贪婪的光芒。
趁你病，要你命。
这句古老的中国俗语，被这个俄国人，运用到了极致。
伊格纳季耶夫一边假意安抚惊慌失措的清政府，一边暗中向英法联军泄露情报，甚至暗示他们，可以“给清朝皇帝更大的压力”。
当清政府被逼到绝境，不得不接受英法所有苛刻的条件时，伊格纳季耶夫，才慢悠悠地拿出了一张地图。
他说：
“为了表彰俄国在调停中的巨大功劳，也为了‘帮助’大清国，更好地管理你们的边疆，我们认为，有必要对中俄东段边界，进行一次‘重新勘定’。”
这张地图上，从黑龙江以北，到乌苏里江以东，包括库页岛在内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，都被画上了一条刺眼的红线。
奕訢看到这张地图，手脚冰凉。
他知道，这是赤裸裸的敲诈勒索。
但他没有说“不”的权力。
城外，是英法的刺刀。
北方，是俄国的熊掌。
他只能在《中俄北京条约》上，签下那个屈辱的名字。
在此之前，黑龙江将军特普钦，已经被俄国人用武力，逼迫着在另一份叫作《瑷珲条约》的文件上，画了押。
两份条约，像两把尖刀，硬生生地从雄鸡的版图上，剜下了一大块肉。
一百多万平方公里。
相当于今天法国和德国的面积总和。
相当于四十个台湾岛那么大。
我们失去的，不仅仅是土地。
我们失去了东北亚最肥沃的黑土地，那里盛产大豆和玉米，森林资源更是取之不尽。
我们失去了整个库页岛，那座本该属于我们的第一大岛，上面储藏着惊人的石油和天然气。
我们失去了图们江的出海口，让整个吉林省，成了一个“望海的省份”。
我们失去了，那座被中国人称作“海参崴”的天然良港。
“崴”在汉语里的意思是海湾。
“海参崴”就是盛产海参的海湾。
如今，它有了一个俄国名字，叫符拉迪沃斯托克。
意思是“统治东方”。
每当今天的中国货轮，从大连或天津港出发，需要绕行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，才能进入太平洋时。
我们都应该记住这个名字。
记住那片，本该属于我们的，蔚蓝色的海洋。
这是清朝丢失的所有土地中，最可惜，也是最令人心痛的一块。
因为它带来的战略性损失，至今，仍在影响着我们。
03
同治四年，公元1865年。
当清朝的目光，还停留在东南沿海的硝烟和北方的耻辱中时，遥远的西部边陲，也燃起了大火。
一个来自中亚的军事冒险家，阿古柏，在沙俄和英国的支持下，入侵新疆，建立了一个名为“哲德沙尔汗国”的伪政权。
紧接着，沙俄以“保护侨民”为借口，悍然出兵，占领了整个伊犁地区。
新疆危在旦夕。
消息传到北京，朝堂之上，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。
以李鸿章为首的“海防派”，认为新疆是“千里荒漠，无关大局”，与其耗费巨资去收复一块“无用之地”，不如将有限的国帑，用于建设海军，防卫东南。
他的话不无道理。
但有一个人站了出来。
他就是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。
这位年近七旬的湖南老人，在奏折中，用血和泪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：
“若新疆不固，则蒙部不安，匪特陕、甘、山西各边时虞侵轶，防不胜防，即直北关山，亦将无晏眠之日。”
意思是，如果新疆没了，那么整个蒙古都会动荡，我们国家的整个北方防线，都将彻底洞开，北京城，都将无险可守。
慈禧太后被左宗棠的决心所打动。
她力排众议，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，督办新疆军务。
一八七五年，左宗棠抬着一口棺材，从兰州出发，誓言“生不还乡”。
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抬棺出征”。
接下来的故事，是一段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。
左宗棠率领的湘军，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，在茫茫戈壁上，上演了一场绝地反击。
他们用两年时间，就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全境。
阿古柏兵败身亡。
接下来，是与俄国人的外交博弈。
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沙俄军队，左宗棠毫不畏惧。
他将大营，直接前移到哈密，摆出了一副不惜与俄国决一死战的架势。
最终，通过艰苦的谈判，清政府虽然付出了一些赔款，但还是成功收回了伊犁九城和特克斯河流域。
这是晚清历史上，唯一一次，通过外交与军事手段，从列强口中，夺回被占领土的成功案例。
今天，我们能吃到香甜的哈密瓜，能欣赏到喀纳斯湖的美景，都要感谢这位，抬着棺材西征的老人。
然而，胜利的背后，依然留有遗憾。
在左宗棠出征之前，清政府就已经在《中俄勘分西北界约》中，将巴尔喀什湖以东，斋桑泊周边的四十四万平方公里土地，割让给了俄国。
在后来的《伊犁条约》中，为了换回伊犁，又割让了塔城、喀什葛尔等地区，约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。
这些失去的土地，后来在苏联解体后，大部分，都成了独立的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一部分。
我们保住了新疆的核心，却永远失去了，那片水草丰美的外西北。
04
有一种失去，不是在一夜之间，被强盗用刀剜去。
而是像一个孩子，在长期的忽视和外部的引诱下，慢慢地，与家庭离心离德，最终，选择了离家出走。
外蒙古，就是这样一个孩子。
清朝的皇帝，自认为是“蒙古大汗”，对蒙古各部落，采取了“分而治之”与“满蒙联姻”的怀柔政策。
在清朝强盛时期，这种羁縻政策，行之有效。
但到了晚清，随着国力的衰退，清政府对广袤的蒙古草原，控制力，越来越弱。
沙俄，则像一个耐心的猎人，开始对这片土地，进行长达几十年的渗透。
他们修建教堂，开办商行，收买王公，扶持分裂势力。
他们在蒙古人的心中，种下了一颗“独立”的种子。
一九一一年，武昌的枪声，宣告清王朝的行将就木。
外蒙古的王公们，在沙俄的策动下，认为时机已到。
他们宣布“独立”，要建立一个所谓的“大元帝国”。
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，内忧外患，自顾不暇。
虽然出兵进行过干涉，但最终，还是无力阻止外蒙古，在分裂的道路上，越走越远。
一九四六年，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，外蒙古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。
一百五十六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从此，从中国的版图上，永远分离出去。
与外蒙古一同离去的，还有一块叫作“唐努乌梁海”的地方。
这片十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风景优美，被誉为“亚洲的瑞士”。
它本是外蒙古的一部分，却在一九一一年，被沙俄强行占领。
一九四四年，它被正式并入苏联，如今，是俄罗斯联邦内，一个叫作“图瓦共和国”的行政单位。
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的失去，严格来说，并不完全是清王朝的责任。
但清朝晚期的衰落，和对边疆控制力的丧失，无疑为这场最终的分离，埋下了深深的伏笔。
05
在这一片灰暗的失地记录中，终于有了一抹亮色。
那就是香港的回归。
一八四二年，第一次鸦.片战争的炮火，不仅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，也让英国人，看上了一个位于珠江口的小渔村香港岛。
《南京条约》，这张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张不平等条约，将这座七十八平方公里的小岛，割让给了英国。
一八六零年，第二次鸦.片战争，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。
英国人趁火打劫，又通过《北京条约》割占了九龙半岛。
到了一八九八年，眼看租借地的狂潮席卷中国，英国人再次出手，强行“租借”了“新界”，将整个香港地区，全部纳入了自己的殖民统治之下。
总面积，一千一百零六平方公里。
接下来的近一百年里，这个曾经不起眼的小渔村，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中，变成了一颗璀璨的“东方之珠”。
但它的每一次繁荣，都像在提醒着我们，那段屈辱的历史。
随着新中国的日益强大，收回香港，被提上国家的议事日程。
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谈判，中英两国最终达成协议。
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，零点零分。
当五星红旗，在香港会展中心的上空，缓缓升起时。
当英国的米字旗，在那一刻黯然降下时。
无数守在电视机前的中国人，流下了激动的泪水。
那是一个洗刷了百年国耻的不眠之夜。
香港的回归，向世界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。
国强，则土不失。
虽然我们还失去了很多。
比如，被称为“小西藏”的拉达克地区。
比如，位于中阿边境的瓦罕走廊。
比如，位于滇缅边境的野人山和果敢。
但香港的回归，让我们看到了希望。
06
当我们回顾清朝的疆域变迁时，很容易陷入一种，对“腐朽王朝”的全盘否定的情绪之中。
但历史，往往比我们想象的，要复杂得多。
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，我们今天所熟知的“雄鸡”版图，其基本轮廓，恰恰是在清朝，尤其是康雍乾三代，奠定下来的。
是清朝，将新疆、西藏、蒙古、东北、台湾，这些在历史上时分时合的地区，牢牢地整合在了一个统一的，多民族国家之内。
从这个角度看，清朝对现代中国的版图，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它是一个“开拓者”，也是一个“失败的守护者”。
这种巨大的反差，本身就构成了历史的张力。
我们今天回望那些失去的土地。
不是为了沉溺于历史的悲情，更不是为了宣扬狭隘的仇恨。
而是为了，从那段屈辱与抗争交织的历史中，汲取一种清醒的力量。
我们应该记住，索额图在尼布楚谈判桌上的据理力争。
我们应该记住，左宗棠抬着棺材，西出阳关的悲壮背影。
我们也应该记住，伊格纳季耶夫那张“友善”笑容背后，隐藏的贪婪与狡诈。
历史是一面镜子。
它照见的，不仅是过去的得失，更是未来的方向。
那片失去的外东北，那片让我们“望洋兴叹”的故土，将永远提醒着我们。
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，唯有自强不息，才能真正地掌握自己的命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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