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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的最东端,有个叫珲春的地方。
这里距离日本海,只有短短的十几公里。
但就是这十几公里,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堑,让整个富饶的东北黑土地,成了一个没有出海口的内陆。
清朝乾隆年间,珲春一直到大海,那片广袤的土地,那片拥有天然良港海参崴的土地,那片比今天整个东北三省加起来还要大的土地,都曾是中国的疆域。
从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,到一千一百万平方公里。
一百多年,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消失在地图边缘。
这其中,有的只是名义上的宗藩,有的则是实实在在的故土。
我们失去了很多,也收回了一点。
但有一种失去,像一根针,深深扎进民族记忆的骨髓里,每一次触碰,都带来一阵隐痛。
它不是面积最大的外蒙古,也不是今天依然存在争议的西部边陲。
而是那片,让我们至今只能“望洋兴叹”的,外东北。
01
故事的开头,并不总是屈辱。
有时候,它包裹着一层“平等”与“战略远见”的外衣。
康熙二十八年,公元1689年。
尼布楚,一个位于今天俄罗斯境内的小城。
谈判桌的两边,坐着大清国的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,和沙皇俄国的代表戈洛文。
气氛很紧张。
沙俄的哥萨克骑兵,像一群贪婪的狼,已经骚扰了中国北方边境几十年。
康熙皇帝刚刚平定三藩之乱,稳住了南方,决心要彻底解决北方的威胁。
雅克萨之战,清军两战两捷,打得俄国人没了脾气,这才有了这次谈判。
索额图的底气很足。
他摊开地图,指着贝加尔湖以东的大片区域,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:
“贝加尔湖以东,格尔必齐河以南,额尔古纳河以北,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,这在你们的史书上都有记载。”
戈洛文的脸色很难看。
但他手里,没有能和索额图抗衡的筹码。
然而,最终签订的《尼布楚条约》,却让后世的许多历史学家,感到一丝困惑。
条约规定,以外兴安岭至海、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界,以北的土地,归俄国。
这意味着,贝加尔湖以东,约三十三万平方公里的土地,被划了出去。
索额图几乎是含着泪,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这是一笔看似吃了“闷亏”的交易。
很多人不理解,明明是战胜国,为何要主动放弃这么大一片土地?
《清圣祖实录》宫廷档案里的记录,或许能揭示康熙皇帝的真实意图。
当时的康熙,面临的头号大敌,不是远在天边的沙皇,而是盘踞在西北的准噶尔汗国。
噶尔丹的野心,像草原上的火,随时可能烧到北京城下。
康熙需要一个稳定的大后方。
他用一片当时看来“人烟稀少”的土地,换取了北方的安宁,以及对外兴安岭以南、库页岛、乌苏里江以东这片“龙兴之地”的绝对控制权。
这是一种典型的,用空间换时间的战略。
四十年后,雍正皇帝,再次和俄国人坐到了谈判桌前。
这一次,签订的是《恰克图条约》。
清朝又放弃了贝加尔湖以南,约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。
雍正的考量,和他的父亲如出一辙。
准噶尔问题,依然没有解决。
蒙古的王公们,也时常与俄国人眉来眼去,让他不得安宁。
他选择再次“妥协”,用土地,来稳住俄国,以便集中精力,处理内部的麻烦。
这两份条约,在当时看来,似乎是“平等”的,甚至是“高明”的。
清朝的皇帝们,自认为地大物博,用一些“不毛之地”,换取核心区域的长治久安,是一笔划算的买卖。
他们不会想到,一百多年后,当世界进入海洋时代,他们亲手放弃的,不仅仅是土地。
更是一个民族,走向深蓝的希望。
02
咸丰十年,公元1860年。
北京城,火光冲天。
英法联军的士兵,正在圆明园里,进行一场人类文明史上,骇人听闻的狂欢。
咸丰皇帝,带着他的后妃和大臣们,仓皇逃往热河。
整个大清国,都沉浸在一种末日般的恐慌之中。
就在这个时候,一个“调停人”,出现在了恭亲王奕訢的面前。
他叫尼古拉·伊格纳季耶夫,沙皇俄国驻华公使。
他的脸上,挂着“友善”的微笑,嘴里说着“帮助大清国与英法议和”的漂亮话。
但他的眼睛里,却闪烁着秃鹫看到腐肉时的,那种贪婪的光芒。
趁你病,要你命。
这句古老的中国俗语,被这个俄国人,运用到了极致。
伊格纳季耶夫一边假意安抚惊慌失措的清政府,一边暗中向英法联军泄露情报,甚至暗示他们,可以“给清朝皇帝更大的压力”。
当清政府被逼到绝境,不得不接受英法所有苛刻的条件时,伊格纳季耶夫,才慢悠悠地拿出了一张地图。
他说:
“为了表彰俄国在调停中的巨大功劳,也为了‘帮助’大清国,更好地管理你们的边疆,我们认为,有必要对中俄东段边界,进行一次‘重新勘定’。”
这张地图上,从黑龙江以北,到乌苏里江以东,包括库页岛在内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,都被画上了一条刺眼的红线。
奕訢看到这张地图,手脚冰凉。
他知道,这是赤裸裸的敲诈勒索。
但他没有说“不”的权力。
城外,是英法的刺刀。
北方,是俄国的熊掌。
他只能在《中俄北京条约》上,签下那个屈辱的名字。
在此之前,黑龙江将军特普钦,已经被俄国人用武力,逼迫着在另一份叫作《瑷珲条约》的文件上,画了押。
两份条约,像两把尖刀,硬生生地从雄鸡的版图上,剜下了一大块肉。
一百多万平方公里。
相当于今天法国和德国的面积总和。
相当于四十个台湾岛那么大。
我们失去的,不仅仅是土地。
我们失去了东北亚最肥沃的黑土地,那里盛产大豆和玉米,森林资源更是取之不尽。
我们失去了整个库页岛,那座本该属于我们的第一大岛,上面储藏着惊人的石油和天然气。
我们失去了图们江的出海口,让整个吉林省,成了一个“望海的省份”。
我们失去了,那座被中国人称作“海参崴”的天然良港。
“崴”在汉语里的意思是海湾。
“海参崴”就是盛产海参的海湾。
如今,它有了一个俄国名字,叫符拉迪沃斯托克。
意思是“统治东方”。
每当今天的中国货轮,从大连或天津港出发,需要绕行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,才能进入太平洋时。
我们都应该记住这个名字。
记住那片,本该属于我们的,蔚蓝色的海洋。
这是清朝丢失的所有土地中,最可惜,也是最令人心痛的一块。
因为它带来的战略性损失,至今,仍在影响着我们。
03
同治四年,公元1865年。
当清朝的目光,还停留在东南沿海的硝烟和北方的耻辱中时,遥远的西部边陲,也燃起了大火。
一个来自中亚的军事冒险家,阿古柏,在沙俄和英国的支持下,入侵新疆,建立了一个名为“哲德沙尔汗国”的伪政权。
紧接着,沙俄以“保护侨民”为借口,悍然出兵,占领了整个伊犁地区。
新疆危在旦夕。
消息传到北京,朝堂之上,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。
以李鸿章为首的“海防派”,认为新疆是“千里荒漠,无关大局”,与其耗费巨资去收复一块“无用之地”,不如将有限的国帑,用于建设海军,防卫东南。
他的话不无道理。
但有一个人站了出来。
他就是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。
这位年近七旬的湖南老人,在奏折中,用血和泪,写下了这样一段话:
“若新疆不固,则蒙部不安,匪特陕、甘、山西各边时虞侵轶,防不胜防,即直北关山,亦将无晏眠之日。”
意思是,如果新疆没了,那么整个蒙古都会动荡,我们国家的整个北方防线,都将彻底洞开,北京城,都将无险可守。
慈禧太后被左宗棠的决心所打动。
她力排众议,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,督办新疆军务。
一八七五年,左宗棠抬着一口棺材,从兰州出发,誓言“生不还乡”。
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抬棺出征”。
接下来的故事,是一段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。
左宗棠率领的湘军,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,在茫茫戈壁上,上演了一场绝地反击。
他们用两年时间,就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全境。
阿古柏兵败身亡。
接下来,是与俄国人的外交博弈。
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沙俄军队,左宗棠毫不畏惧。
他将大营,直接前移到哈密,摆出了一副不惜与俄国决一死战的架势。
最终,通过艰苦的谈判,清政府虽然付出了一些赔款,但还是成功收回了伊犁九城和特克斯河流域。
这是晚清历史上,唯一一次,通过外交与军事手段,从列强口中,夺回被占领土的成功案例。
今天,我们能吃到香甜的哈密瓜,能欣赏到喀纳斯湖的美景,都要感谢这位,抬着棺材西征的老人。
然而,胜利的背后,依然留有遗憾。
在左宗棠出征之前,清政府就已经在《中俄勘分西北界约》中,将巴尔喀什湖以东,斋桑泊周边的四十四万平方公里土地,割让给了俄国。
在后来的《伊犁条约》中,为了换回伊犁,又割让了塔城、喀什葛尔等地区,约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。
这些失去的土地,后来在苏联解体后,大部分,都成了独立的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一部分。
我们保住了新疆的核心,却永远失去了,那片水草丰美的外西北。
04
有一种失去,不是在一夜之间,被强盗用刀剜去。
而是像一个孩子,在长期的忽视和外部的引诱下,慢慢地,与家庭离心离德,最终,选择了离家出走。
外蒙古,就是这样一个孩子。
清朝的皇帝,自认为是“蒙古大汗”,对蒙古各部落,采取了“分而治之”与“满蒙联姻”的怀柔政策。
在清朝强盛时期,这种羁縻政策,行之有效。
但到了晚清,随着国力的衰退,清政府对广袤的蒙古草原,控制力,越来越弱。
沙俄,则像一个耐心的猎人,开始对这片土地,进行长达几十年的渗透。
他们修建教堂,开办商行,收买王公,扶持分裂势力。
他们在蒙古人的心中,种下了一颗“独立”的种子。
一九一一年,武昌的枪声,宣告清王朝的行将就木。
外蒙古的王公们,在沙俄的策动下,认为时机已到。
他们宣布“独立”,要建立一个所谓的“大元帝国”。
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,内忧外患,自顾不暇。
虽然出兵进行过干涉,但最终,还是无力阻止外蒙古,在分裂的道路上,越走越远。
一九四六年,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,外蒙古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。
一百五十六万平方公里的土地,从此,从中国的版图上,永远分离出去。
与外蒙古一同离去的,还有一块叫作“唐努乌梁海”的地方。
这片十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,风景优美,被誉为“亚洲的瑞士”。
它本是外蒙古的一部分,却在一九一一年,被沙俄强行占领。
一九四四年,它被正式并入苏联,如今,是俄罗斯联邦内,一个叫作“图瓦共和国”的行政单位。
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的失去,严格来说,并不完全是清王朝的责任。
但清朝晚期的衰落,和对边疆控制力的丧失,无疑为这场最终的分离,埋下了深深的伏笔。
05
在这一片灰暗的失地记录中,终于有了一抹亮色。
那就是香港的回归。
一八四二年,第一次鸦.片战争的炮火,不仅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,也让英国人,看上了一个位于珠江口的小渔村香港岛。
《南京条约》,这张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张不平等条约,将这座七十八平方公里的小岛,割让给了英国。
一八六零年,第二次鸦.片战争,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。
英国人趁火打劫,又通过《北京条约》割占了九龙半岛。
到了一八九八年,眼看租借地的狂潮席卷中国,英国人再次出手,强行“租借”了“新界”,将整个香港地区,全部纳入了自己的殖民统治之下。
总面积,一千一百零六平方公里。
接下来的近一百年里,这个曾经不起眼的小渔村,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中,变成了一颗璀璨的“东方之珠”。
但它的每一次繁荣,都像在提醒着我们,那段屈辱的历史。
随着新中国的日益强大,收回香港,被提上国家的议事日程。
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谈判,中英两国最终达成协议。
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,零点零分。
当五星红旗,在香港会展中心的上空,缓缓升起时。
当英国的米字旗,在那一刻黯然降下时。
无数守在电视机前的中国人,流下了激动的泪水。
那是一个洗刷了百年国耻的不眠之夜。
香港的回归,向世界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。
国强,则土不失。
虽然我们还失去了很多。
比如,被称为“小西藏”的拉达克地区。
比如,位于中阿边境的瓦罕走廊。
比如,位于滇缅边境的野人山和果敢。
但香港的回归,让我们看到了希望。
06
当我们回顾清朝的疆域变迁时,很容易陷入一种,对“腐朽王朝”的全盘否定的情绪之中。
但历史,往往比我们想象的,要复杂得多。
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,我们今天所熟知的“雄鸡”版图,其基本轮廓,恰恰是在清朝,尤其是康雍乾三代,奠定下来的。
是清朝,将新疆、西藏、蒙古、东北、台湾,这些在历史上时分时合的地区,牢牢地整合在了一个统一的,多民族国家之内。
从这个角度看,清朝对现代中国的版图,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它是一个“开拓者”,也是一个“失败的守护者”。
这种巨大的反差,本身就构成了历史的张力。
我们今天回望那些失去的土地。
不是为了沉溺于历史的悲情,更不是为了宣扬狭隘的仇恨。
而是为了,从那段屈辱与抗争交织的历史中,汲取一种清醒的力量。
我们应该记住,索额图在尼布楚谈判桌上的据理力争。
我们应该记住,左宗棠抬着棺材,西出阳关的悲壮背影。
我们也应该记住,伊格纳季耶夫那张“友善”笑容背后,隐藏的贪婪与狡诈。
历史是一面镜子。
它照见的,不仅是过去的得失,更是未来的方向。
那片失去的外东北,那片让我们“望洋兴叹”的故土,将永远提醒着我们。
一个国家,一个民族,唯有自强不息,才能真正地掌握自己的命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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