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元223年，白帝城托孤后，蜀汉开国皇帝刘备壮志未酬，便撒手人寰。没了主公的“指手画脚”，智慧如妖的诸葛亮，终于能放开手脚，大干一场了。
但结果却让人十分遗憾，此后诸葛亮鞠躬尽瘁11年间，蜀汉不仅没能出现“隆中对”的辉煌，反而肉眼可见地越来越弱。
这其中是什么缘故？是蜀汉这辆“破车”太沉重，诸葛丞相根本“拉不动”，还是蜀汉小朝廷已病入膏肓，积重难返？
一、人才“断档危机”
公元214年的刘备入蜀，堪称一场“跨省人才大迁徙”，以诸葛亮、关羽、张飞、赵云等为首的荆州集团，带着梦想和野心来到益州创业。
这些人不仅是刘备的老班底，更是蜀汉政权的“核心骨干”。他们与益州本土士族形成了微妙的权力平衡，靠着超强的执行力和忠诚度，硬生生在西南打出一片天地。
但随着关羽大意失荆州（219年）、刘备夷陵之战惨败（222年），随着关羽、张飞、黄忠等名将的接连陨落，马良、黄权等文臣的或死或降，荆州集团遭遇了严重的“人才危机”，对其战斗力形成了毁灭性打击。
刘备去世时，荆州集团已势单力孤，元气大伤。诸葛亮接手的，是一个人才青黄不接的烂摊子。
此后，蜀汉的人才梯队建设堪称惨不忍睹。尽管诸葛亮培养了蒋琬、费祎、姜维等人，但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，都无法与当年的荆州集团相提并论。尤其是军事人才，除了姜维能勉强扛起大旗，其他人根本拿不出手。
这就好比一个公司，老员工集体离职，新员工或能力不足、或忠诚度不够，业绩能好才怪！
二、益州士族的“躺平式抵抗”
对老益州人来说，蜀汉政权本质上是一个“外来政权”，益州本土士族从一开始就对刘备集团充满戒心。刘备在世时，靠着高超的政治手腕和荆州集团的强势，还能压制住这些地头蛇。但刘备一死，益州士族的“躺平”心态就越来越明显了。
诸葛亮推行的一系列改革，本意是富国强兵，可在益州士族眼里，这就是在“薅他们的羊毛”。比如著名的“蜀科”，加强了对豪强的管控。大规模屯田，占用了士族的土地。而连年北伐，更是让益州百姓负担加重。
这些政策虽然有利于国家，但利益受损最大的，明显是益州的本土士族豪强们。
益州历来民风相对平和，士族们不敢武力反抗，便开始各种方式的“躺平摆烂”。表面上配合诸葛亮的工作，实际却消极怠工。该交的税能拖就拖，该出的兵能躲就躲。
更离谱的是，当邓艾偷渡阴平（263年）时，益州士族几乎集体“倒戈”，劝刘禅投降。
可见，蜀汉政权在益州一直都没有稳固的群众基础，这江山从一开始就坐得“不踏实”。
三、益州的“先天缺陷”
都说益州是“天府之国”，土地肥沃、物产丰富，可在冷兵器时代，这地方有个致命缺陷，就是民众活得太“安逸”了。既然我能活得如此安逸，为何还要拼死拼活打仗，博取功名？
四川盆地四周高山环绕，交通不便，对外扩张困难。内部平原广阔，百姓自给自足，缺乏征战的动力。这种地理环境，造就了益州相对温和的民风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“小富即安”。
翻开历史课本就会发现，从三国到清朝，四川几乎是“割据政权体验卡”。每逢中原大乱，四川就会冒出割据政权，比如蜀汉、成汉、前蜀、后蜀等。但一旦中原统一，这些割据政权就会迅速“下线”。
为啥？因为四川虽然易守难攻，但也难打出去，一旦天下一统，举国之力攻打四川时，这里便无力抵抗。所以，想争霸天下，光靠在益州“窝里横”，显然是不行的。
诸葛亮不是不知道这个问题，所以他才坚持北伐，试图打破困局。但每次北伐都面临粮草运输困难、兵力不足等问题，最终只能无功而返。
这就好比一个人被困在“舒适区”，生活安逸已久，明明知道打出去了或许有更大的发展空间，可就是迈不开腿，舍不得自家的“安乐窝”。
四、诸葛亮的“劳模式管理”
诸葛亮是个“工作狂”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刘备死后，他事无巨细，统统亲自过问。《三国志》记载，他“罚二十以上，皆亲揽焉”，连打二十军棍这种小事都要管。
这种“劳模式管理”虽然体现了他的责任心，但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。
一方面，过度集权，导致蜀汉缺乏人才培养机制。下面的人习惯了听指挥，缺乏解决问题能力。诸葛亮在世时还能撑得住，可一旦他去世，整个蜀汉就陷入了“群龙无首”的尴尬境地。
另一方面，长期高强度工作，严重损害了诸葛亮的健康。五丈原病逝（234年）时，他才54岁。
如果诸葛亮能多活些年，或许能培养出更多优秀人才，为蜀汉续命。但历史没有如果，随着他的离世，蜀汉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。
或许，从刘备入蜀的那一刻起，蜀汉的悲剧或许就已经注定，因为历史上好像没有一个益州小政权，能战胜一个统一的北方政权，攻入关中，后东进一统天下。
甚至即使荆州不失，吴蜀再次联合，北伐魏国，也大概率不会成功。因为历史上的南方政权，很少能够战胜统一的北方政权。针对蜀汉来说，一个外来政权，想要在益州站稳脚跟，还要争霸天下，实在是“难上加难”。
即便如此，诸葛亮依然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。这份执着和忠诚，值得后人敬佩，这也是诸葛丞相能为后人称颂千年的重要原因之一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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